PSEG公司斥资7500万美元收购光伏电站

他想在虔诚还是不虔诚的问题上学到什么。

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之制度，皆定一好以为行为之标准，使人从之，此是强不齐以使之齐，爱之适足以害之也。70年代，对儒家中庸之道的持续批判也系同一历史原因。

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在揭露庄子人生观中脱俗（游乎四海之外）与顺俗（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两种倾向的矛盾时，侯外庐还有更深刻的分析： 为什么有这个矛盾呢？因为他把自然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视同一律，然他主观理论上形式上的统一，与事实上的不统一，是不能相容的。而作为庄子哲学的基础部分，《齐物论》的主题，是讨论宇宙论、认识论的。（注：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17页。50年代以后，世界观上脱胎换骨了的冯友兰先生，也加入这一阵营，开始运用唯物、唯心的术语，参与辩论。

故所着重的文本，自然以《逍遥游》特别是《齐物论》为主。物之不齐，宜即听其不齐，所谓以不齐齐之也。此必儒者绝不容忍、深所唾弃者，不仅因为这一派自我野蛮化的景象意味着叛卖、其中掩埋着被深深辜负的圣贤，也是因为此实一条自绝于文明之路，由自我野蛮化而欲趋向任何文明皆绝无可能。

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诚然，夷狄化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但论说的逻辑有时就是这么吊诡，如果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对民主的批评、反对，那么同理，没有民主也就不能有对民主的主张、赞成，若此将奈何？如中国虽没有西式民主，但是已经有对民主的种种依托假借，民主的这种口实化、幌子化亦即伪民主化，即不但提供对于虚假民主，亦提供对于民主本身的充分的批评理由。葛教授自己也说：他们原本只是做‘素王，在文化和思想上重建国人信仰。然而说到勇气，为人所不敢为，拂逆一世之讪笑，大陆新儒学学者之勇气正首先表现于此。

丁酉六月十一至十四日 进入专题： 大陆新儒学 。这虽然与该文以评判政治诉求之立意有关，也与大陆新儒学学术格调较为欠缺有关，但以葛教授的学术背景而言，仍使人颇觉奇怪，不能不寻思其中别有意味。

如曰：从‘内圣到‘外王说说容易，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领域，习惯于道德伦理教化，最多能够提出礼乐制度的儒家往往措手无策，无奈之下，他们往往只能移形换位、改弦易装，由公开的儒家变成隐藏的法家，或者干脆从法家那里挪用资源。对大陆新儒学的学术格调，葛教授多处流露不屑。其次，由现存民意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证明，有其不饱满、不理想性，只是一种消极的、底限意义上的证明，仅仅因为如果不经由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现实政治就将失去任何合法性根据之支持，亦即，仅仅是为了避免政治不能获得任何一种合法性支持的局面发生，才设此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为一种合法性之根据。比如，将此纳入种族论视野中，那就严重到种族歧视的程度，葛教授在这里就有意无意地做了这种转义。

他说：为什么赞同‘普世价值就是‘夷狄化？难道说，仅仅是因为现在的‘普世价值来自西方？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观念。但是，夷狄化或自我夷狄化语意上实有内在化、外在化两种指向： 假如为了接受自由、民主、平等等等，而将我们祖先所有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设定都看做非自由、非民主、非平等的，接受自由、民主等的理由当然可能是为了过一种文明的生活，然而为此却将我们自身既往的生活及其内生本具之价值都看做不文明亦即野蛮的，儒者必以自我夷狄化斥之。如果这种辩理工作不能成功表现其说服力，那么，我据它们来自西方这点，再把它们送还给西方，这似乎算不得多么出格的事情吧？ 蒋庆批评现代西方民主制的现世民意独大，因倡为三重合法性说。他不知道，中外一家从来不能离了严分华夷讲，由夷夏之辨，到以夏变夷，然后才有中外一家。

如葛文也数次提及西汉、晚清两段，将个董子说得不是个失落、可怜的董子，似乎就只能走向叔孙通、公孙弘化，如此局狭与奚落，再看大陆新儒学学者所呈现的西汉儒者治理方略和理想图景，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更加宏阔和正大，要远远有出息得多。且所阿之世，西方为一世也，西化浊流为一世也，岂徒政治权力之为世哉。

葛教授这个表达的对应式表达，是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不肯抱持那种观念。但当其所对立之面向上稍发噪音，或亦逗引得一二群众跳踉不已、与鼓与呼，此必以为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沆瀣，倘不以诸如五毛、吃冷猪头肉詈之，已经要自叹其客气、自服其修养了。

如曰：‘儒家经典就一定是真理，并且可以治理好国家吗？‘四书、‘五经在现代，仍然可以作为考试与任职的依据吗？凡此之类，葛教授都敢自信地说，是在批评大陆新儒学，或为批评大陆新儒学的论说之所必须，而非故为此株连，而暗输其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时期之所养成的畸形儒家观和病态中国文明观吗？我甚至怀疑，当葛教授在写到梁漱溟被毛泽东痛斥并压在了五指山下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充满了某种快感的。葛教授颇觉奇怪地说：批评‘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与人权统统弃之如敝屣，并送还给‘西方的论调，在中国大陆一直不罕见，不过，把这种思路引上‘华夷之辨，大陆新儒家倒是独一份。对于为什么新儒家的思想会从中外一家，变成严分华夷的问题，葛教授亦表示不能理解。葛文中有一段话，试图集中谈出他对大陆新儒学的印象和评价：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历史与文献的准确与否，他们对儒家经典与思想的诠释策略是：第一，改变近代以来把‘经作为‘史来理解的立场和趋势，重新捍卫儒家‘经之神圣性，把原本已经学术化的现代经典研究，重新回到绝对信仰化的经学解读和义理阐发。其次才说到外在的，亦即对某种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论之以究系文明的或是野蛮的，亦即到底属夏属夷之评价向度的问题。我们是哪怕因为对这个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的不尊重而百死，也要守护得中国文化精神使其不死的。

葛教授文前说明的意图，或许是想更清楚地界定其批评对象、不欲牵涉过大，但其分类既不谨，涵盖亦不全，加之论说过程动辄越界，自己先就不曾认真对待自己的这个说明。所以，即便发于对民主的最大辩护热忱，也要随时提醒自己，拒斥对民主的批评，把凡是这种批评的发出都看做出人意表、匪夷所思的事情，其本身就未必不包含一定反民主性。

中国的民主论者还有一种论调，即认为当前中国连民主尚且没有，遑论反对民主。得葛教授此文之映照，反而发现自己与大陆新儒学学者共禀许多信念前提。

比如，他说：大陆的一些儒家学者面临严峻的政治压力，试图表达一种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立场和路径，不能不抛弃温和的或理性的学院化方式，这毫无疑问表明了一种反抗绝望的勇气、（由蒋庆一文）可以看到，大陆新儒学试图在政治上不认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另寻立场和起点的意图。但随着晚清儒者努力的失败，后经长达百余年的摧残凋丧，此等背后，全部不言而喻的成分都成为言犹不喻、蠢顽不灵，义理根据等等深深消隐，则大陆新儒学承此颠仆，仅以一套君主制观念等等为说，势不能不使人如对鬼垒妖窟，见之惊心，更不用说亲之信之，则其说理前景实不容乐观。

葛教授何不自思，为什么在你那里，中国只有历史，而西方却满满的都是价值？你批评大陆新儒学不把所谓普世价值当普世的而且价值，而你，只不过把你认为大陆新儒学对着西方价值所做的事情，转过手来在真正的中国价值身上从头做了一遍而已。不消说，这个可以任其死了的东西，一定不是好东西，至少不那么好。那么，反过来要问的是，当葛教授以专制主义定位大陆新儒学的时候，专制主义在葛教授的话语系统中，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还是十分轻忽的指控呢？当葛教授觉得，是他所要指斥的对象已然严重到不用专制主义这样严重的指控则不足以对应之，这时候，他实可以相应生一分理解，原来有一种对儒者而言极端严重的情形业已发生，则虽夷狄化之指控极为严重，但已到了无可避忌的时候，不然，儒者亦何乐于动辄以夷狄化谮人哉。所以他会质疑大陆新儒学：如果按照他们设想的‘风俗与礼乐建立起来的社会，还会容忍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现代价值吗？他会以容忍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现代价值为一种思想学术工作、社会生活追求的前提，而且不知如何会错了意，竟也以为这是他与大陆新儒学不言而喻的共同前提。

但是，他们学术方面的努力与既已达成的实绩，也诚不容无视。退后一步说，既然要作如此发问，那当然就要公平地面向民主理论和非民主理论，也就是说，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作为合法性依据之合法性，也是需要被追问的，而不能以为被追问的仅是三重合法性。

回到康有为起始不无与回到牟宗三对提的口号意义，但随着这种标帜，一批渐渐被现代中国思想界陌生或遗忘的身影正被重新开掘出来，不只是康南海，还包括章太炎、张南皮、曹元弼以至曾文正等等，这中间其实包含一种借助重回中国近代化起点以重思近代化道路方向以及中国文明本身所禀有之天命的努力。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两语旨意相反，不构成即所谓关系。

举其两例： 例一，针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大陆新儒学每欲指出其西方历史文化乃至宗教的成色而予以批判、拒斥，葛教授则惟乐以现代普世价值相承。他有两句话，第一句：从学理上说，所谓‘合法性必须有不言而喻的来源，只有这个来源具有权威，它才能成为合法性依据。

不然，难道中外一家讲的竟然是夷夏一家、文明与野蛮一家、人与非人一家吗？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隔膜深重，葛教授全力抗拒之余，一不留神，也犯了个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的错误。葛教授的意思与一句流行语旨趣相通：民主不是最好的政治，只是最不坏的政治而已。在他对大陆新儒学的批评中，时时透露出他对儒家本身的恶感恶评。知其性同，则不显绝之。

本来做这种指谬，正是一个历史与文献研究者之所擅长，也是他的本分所在，是他维护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工作严谨性的职责所在。这当然不但是一种有限理性主义，而且遵循的是一种结论先行的论说逻辑。

惟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真可以三复斯言，而愿与大陆新儒学诸君子，亦愿与葛教授共勉。从论证角度讲，蒋庆当然不用证明三重合法性都具有永恒性、绝对性或神圣性，只用证明天以及地有此性即可。

葛文引到蒋庆一句话，儒家并不是对现世政治持绝对的反抗态度与不合作态度，但似乎未能多加注意。如果承认民意合法性需要被追问，那为什么会看不到，三重合法性思想正包含有这种追问的意义呢？ 要用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去达成政治合法性证明，则先要对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本身求得一种合法性证明